民国时期买火车票的场景一般是这样的:低票窗是木头做的,底部有个小洞,像在墙上挖的洞。检票口周围有一道木栅栏。栅栏外是等候的乘客,伸长脖子盯着那个小洞。突然,小洞开了,该卖票了。所有人都围了过来,推推搡搡,手忙脚乱地往洞里放钱,弄得一塌糊涂。
民国大部分人没有这些关键词都无法形容买票:乱、挤、乱。有人叹了口气:“到了火车站,如果时间仓促,想挤进去买票,至少要有很大的决心才能拿到。如果是孕妇,或者怀了孩子,别无选择,只能问哪个好的汉朝买。”梁实秋说得更直接:“买票的时候,稍微弱一点的人就会有生命危险。”翻翻民国的报纸,确实有一个在售票处挤老奶奶的事件。
为什么买票这么乱?
客观原因是人多,售票时间紧。开车前两小时才售票。门票不预售,售票窗口少。事实上,民国大火车站的售票窗口相当多。比如上海北站有22个售票窗口,但是实行单独售票,规定某个窗口只卖某站之间的票,某个窗口只卖三等票。有的乘客看不懂,有的乘客不知道自己到了哪个站。他们只能穿梭在各个窗口,来回查询,导致车站售票混乱。
主观原因是没有排队买票。事实上,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,现代意义上的“排队”一词在汉语中似乎根本不存在。1929年,著名的《生活周刊》发表文章,倡导中国人树立“排队”意识。文章写道:“‘排队’是对西方社会秩序的美好谈论,从海外归来的中国人常常乐此不疲。”在这句话的最后,编辑加了一个注释:“这个词好像翻译成‘排队’,就是人多的地方,依次排成一队,他们走过去,或者等着。”但从这篇文章来看,“排队”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常用词,当时的人可能不知道排队是什么意思。
1929年,也有人在《生活周刊》上发表了张的文章,专门对火车站拥挤的购票问题提出建议,作者提出的解决办法也是“阵容”。他建议每个车站都找一个巡警站在售票窗口前,“指示购票人按照到站顺序一个一个购票,轮流往前走,英文叫‘排队’。梁实秋在张提到,日军占领北京期间,日军在正阳门火车站驻扎多年,看到有人不排队,立即鞭打他。
可见,管理不善和缺乏现代排队意识是民国初期购票难的主要原因。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,民国大力改革售票方式,规定所有车站都要增加售票窗口,全天24小时开放,让乘客可以随时购买任意等级、任意车次的车票。售票窗口增加了一个“自动换乘架”,只允许一个人进出,引导排队。这些措施取得了实际效果。
可惜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,这些改革努力也化为乌有。抗战胜利后,铁路损坏严重,机车供不应求,买票变得比以前更困难。抗战结束后,我几乎每天坐火车都经历“春运高峰”。这种情况直接催生了两个新事物,一个是假火车票,一个是黄牛党。假火车票这个时候刚刚出现,数量少,影响有限。黄牛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。那时候大城市火车站周围每天都有黄牛。据一些统计,广广九火车站有近300名黄牛。政府派出大批宪兵、警察和便衣打击黄牛;粤汉铁路局也出台了激励措施,规定举报黄牛党奖励10万元。但是,不管打得多狠,黄牛党还是络绎不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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